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,做真正重要的事
演讲原题《你和你的研究》,是大科学家理查德·汉明的著名演讲,发表于1986年。过去了近40年,现在读来依然充满了真知灼见,且常读常新(未来也会给大家筛选更多半衰期长的内容)。
演讲面向的是贝尔实验室的200多名科学家,看似讲述的是如何做出重大的科学研究。
但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,这篇演讲的意义则是启发我们——
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,去做一些意义重大的事。
演讲原文非常长,汉明的智识也远超普通人,目前网上可检索到的翻译还是十年之前,为了大家能更流畅地阅读,小编参考AIf翻译和前人老马的翻译重新做了校对,如有不当之处,欢迎大家评论指出。
原文较长,有大量生动案例,以下是部分精华摘要:
一、为什么要做重要的事
做真正一流的事情,并且掌握它,非常美妙。即使这种体验是有限的,但依然值得一试。因为价值体现在奋斗过程而非结果上,为自己的事情奋斗本身就值得,成功和名誉只是副产品。
二、怎么做重要的事
1、能被解决的事才是真正重要的事 困难的问题未必是重要的事,你必须有办法解决它,这个问题才是真正能产生价值的要事。
2、鼓足勇气去追求答案
一旦你鼓起勇气并相信自己能解决重要的问题,那你就会势如破竹。
3、重视复利的价值
假设两个人拥有几乎一样的能力,其中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多努力10%,几年后他将多出一倍的产出。你知道得越多,就学得越多;你学得越多,就做得越多;你做得越多, 机会就越多,这就是复利的价值。
4、保持开放的心态
如果闷头搞事,你今天或明天确实会比别人多干不少的活,但十年后就未必了,因为你可能干了很多无意义的事。那些保持开放、敞开大门的人,的确受了很多的打扰,但他也不时地获得线索,了解这世界什么更重要。
5、学会推销自己
这个话题对很多人来说非常讨厌——你做完一件事情还不够,你得把它「贩卖」出去。
一共有三件事你得去推销。你得学会写得好、写清楚,以使人们愿意看;你必须学会发表相当正式的演说;你还必须学会作出非正式的谈话。
研究上只花 50% 的时间,另外 50% 的时间要用来表达,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比例。
6、专注运气之外可掌控的东西
我们常常觉得一些重大的成就离不开运气,但运气只光顾有准备之士。运气的确改变概率,但是对一个个体来说,在他身上总有一部分是绝对可以掌控的东西。
7、远见超出你的能力时,才去做管理
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伟大的研究者,你就不要成为一个公司的总裁。但如果有一天你的远见大大超过了你轻松应付的能力时,你就应该去做管理工作。
如果你拥有一个关于整个系统该何去何从的想法,你就得到合适的位子让它实现,因为你从底层是无法轻易实现它的。但是一旦你选择了一条路,就坚定的这样做,别试着两样都占。
以下是演讲全文👇
我演讲的题目是“你和你的研究”。这不是有关管理方面的,而是关于你个人如何做研究。在这里我不会谈论普通的研究,今天我们只谈伟大的研究。
为了描述伟大的研究,我会偶尔提到诺贝尔奖级别的工作。当然伟大的研究不一定要获得诺贝尔奖,但它一定是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东西。比如相对论,香农的信息论,以及其他杰出的理论。
那么,我是怎么做起我的研究的呢?在洛斯阿拉莫斯,我负责运行其他人已经启动的计算机,以便那些科学家们、物理学家们可以有精力去干他们的大事。
我发现自己只是一个“跑龙套”的,尽管我和他们身体上一样,但他们与我不同。坦率地说,我很嫉妒他们,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与我如此不同。我近距离观察了费曼、费米和泰勒,还有奥本海默和汉斯·贝特(他是我的老板)。我见过很多非常有能力的人,很多做成大事的人,对于他们和我之间的差别,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当年我刚到贝尔实验室的时候,我进到了一个硕果累累的部门。当时,Bode是部门负责人,香农也在那里。我一直问自己这样的问题:“为什么他们做成了伟大的研究?”、“我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?”。随后我通过阅读传记,询问人们问题,比如:“你是怎么做到这一步的?”,我试着找出其中的差异,这就是今天要谈的内容。
那么,为什么这样的话题重要呢?那是因为,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。即使你相信来世,那也对你的这一辈子没有任何作用。为什么你不在这一生中做一些意义重大的事呢,无论你如何定义“意义重要”,我不会去定义它——你懂我的意思。
我将主要谈论科学,因为这是我研究的领域。尽管有人多次告诉我,我所讲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很多领域,尽管杰出的工作在很多不同的领域里都具有相同的特点,我还是将限制自己主要谈论科学。
为了让你觉得是专门针对你个人的,我必须使用第一人称。我必须让你放下谦虚,对自己说:“是的,我想做出一流的工作。”我们的社会对那些志在做出重大工作的人并不看好,他们会怀疑:“你是那块料吗?运气会光顾你,让你侥幸做成某件大事吗?”
好吧,随这些闲言碎语去吧。为什么你不能设定目标去做些重要的事情呢?你不必告诉其他人,但你应该对自己说:“是的,我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。”
请让我从心理学的角度开始,而不是逻辑的。人们普遍认为重大科学成果是靠运气做出来的,但我非常不赞同。看看爱因斯坦,看看他做了多少不凡的事,那全都是运气使然吗?难道就没有一点可重复性?再看看香农,他不仅仅研究出了信息论,多年前他就做了一些其他的重大研究,还有一些为确保密码学不被攻破,而无法公开的研究。
你会一次又一次地发现,优秀的人不只做了一件重大的工作,当然也有人一生只做一件事(我们稍后会谈到这个问题),但很多时候,这些重大意义的事情是存在可重复性的。我坚持认为运气并不推及所有的事,在此引用巴斯德(19世纪法国化学家)的话:“运气只光顾有准备之士。”
所以是的,这是运气。你做的具体事情是运气,但你做了什么并不是。
的确有运气的成分,但**有准备之士早晚会发现重要的事并做出来。**你去做的某件特定的事是偶然,但是,你“总归要做一些重要的事”本身却不是偶然。
举一个例子,我当初来到贝尔实验室,和香农共用一个办公室,他在那间办公室搞出了他的信息理论的同时,我也做出我的编码理论。真有点奇怪,我们两人居然在同一办公室、同一时刻做了这些“重要的事”。你可以说这是运气,另一方面你也可以问:“但是为什么在贝尔实验室的所有人中,他们俩是做这件事的人?”
是的,这里部分是“运气”,部分是“准备”。尽管我会不时提及“运气”这个问题,但我不认为运气是你能做出伟大工作的唯一标准。最后我引用牛顿的话来说明这个问题:“如果其他人像我一样努力思考,他们也会得到类似的结果。”
包括**许多大科学家在内的很多人,都具有一个特质——通常在年轻时,他们就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,并有勇气去追求它们。**举一个例子,爱因斯坦在他12或14岁的时候,问了自己一个问题:“如果我沿着光速运动,看光波会是什么样子?”
他能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看到这样的“矛盾”,并最终创造了相对论,这是运气吗?是因为他早就开始积累对此问题的思考。
那么,把很多聪明的头脑都凑在一起会怎样?这主意听起来不错。这里的听众们大概都拥有足够的智力做出一流的工作。“有头脑”可用不同的方式来衡量,在数学、物理、天体物理方面,“头脑”通常与操作符号的能力高度相关,因此标准的IQ测试很容易测定出他们的高智商。
另一方面,在其他领域中,情况则有所不同。举个例子,Bill Pfann发明了区域溶化(zome melting)理论。有一天,他来到我的办公室,他那时只是模模糊糊地有一些想法,当时我非常清楚此人不太懂数学,而且有点“茶壶煮汤圆——有话说不出”的意思。
但我觉得他的问题挺有意思的,于是我就把他的问题带回家琢磨了一下。我最后教他如何使用计算机以便帮他计算答案,我给他提供了用数学计算的动力。他于是径自干了下去,即使没有得到他自己部门的理解,但最终他收获了该领域里的所有声誉。
**只要他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,**他的羞怯、尴尬和不善言辞都消失了,他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有成效。
我还要举另一个人的例子,一个叫Clogson的家伙,希望他不在场。我和他一起在John Pierce(贝尔实验室研究总监)小组一起攻克一个难题,我那时可没觉得他肚里有什么料。
我问那些和他同校的同事们:“他在学校里就这德性吗?”“是的”,他们回答。我本想辞退他,但John Pierce很明智地把他保了下来。Clogston最终做成了Clogston电缆,此后还有一连串的重大研究——一次成功的开始给他带来了自信和勇气。
**成功科学家的重要品质之一就是勇气,一旦你鼓起勇气并相信自己能解决重要问题,那么你就能做到。**如果你认为你做不到,几乎肯定你做不到。勇气就是香农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,想一想他的主要定理,他想创造一种编码方法,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,所以他做了随机代码。然后他又卡了壳。于是他问了一个“不可能”的问题:“平均随机代码会怎样?” 然后他去证明了平均码(average code)是arbitrarily good(随意性良好?),并且因而一定存在至少一个好的编码。
如果不是一个拥有无限勇气的人,谁敢想那些呢?这就是伟大科学家的品质——他们有勇气。他们不管周围境况,勇往直前,他们思考、思考、再思考。
年龄是物理学家特别担心的另一个因素。他们总是说做研究要趁早,否则就别做。爱因斯坦做研究就很早,所有的量子力学家们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做出了最好的研究。
大多数数学家、理论物理学家,以及天体物理学家都在他们早年的时候做出了我们公认的最好成就。这并不是说他们岁数大了以后就不能做好研究,但我们最重视的往往是他们早期所做的。
在另一方面,在音乐、政治和文学方面,通常的情况是,那些我们仰慕的大作品往往出炉较晚。我不知道你所在的领域适合以上的哪种情况,但年龄确实有一些影响。
就让我说说年龄为什么会产生那些影响。 首先,如果你干得不错的话,你会发现自己被拉到各种委员会上,就没法再做更多的工作了。当布拉廷获得诺贝尔奖时,他几乎眼含热泪地说,“我知道诺贝尔奖的影响,但我不会让它影响我,我还是那个沃尔特·布拉廷。”我对自己说:“说的真好!”。 但是仅仅几周的功夫我就注意到诺贝尔奖对他产生影响。现在他只能处理那些“大”的问题了。
当你成名后,再做一些“小”事就难了,香农也难逃此运。在信息理论之后,你还能做些什么呢?伟大的科学家经常犯这个错误,他们未能继续燃烧心中本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,他们试图一下子攻克大问题,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。
你会发现,成名太早似乎会让你失去生产力。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比起其他的学院,与其说是创造科学家,不如说是毁了无数好的科学家,只要比比那些科学家去“普高”之前和之后的成就,就可以分辨这点。他们进去之前可谓超级牛(superb),出来之后就变得一般牛了(only good)。
从这又引出另外一个话题,大多数人认为好的工作条件有利于研究。但事实并非如此,**因为人们常常在条件不好的时候富有成果。**剑桥物理实验室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,恰恰是最简陋的时期,那时他们几乎住在棚屋里。
现在来说说驱动力的问题。你会发现,**大多数伟大的科学家都有惊人的驱动力。**我在贝尔实验室与John Tukey(1973年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) 共事了十年,他有极强的驱动力。在我加入贝尔实验室三四年后的某一天,我突然发现John Tukey比我还稍年轻一些。
John是一个天才,而我显然不是。于是我冲进Bode的办公室,说,“怎么可能有人像John Tukey这么年轻,还知道的那么多?”他向后靠在椅子上,把手放到脑后,微微地笑了一下,说,“Hamming,如果你像他一样那么多年都如此努力地工作,你会惊讶地发现你也会知道很多东西。”我只能黯然离开办公室。
Bode所说的是:“知识和生产力就像复利一样。”假设有两个几乎同样能力的人,其中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多付出十个百分点的努力,后者的产能将超过前者的两倍以上。**你知道得越多,就学得越多;你学得越多,就做得越多;你做得越多, 机会就越多。**这非常像复利。”
我不想给你一个利率,但它是一个非常高的利率。假设有两个能力完全相同的人,那个每天都设法多思考一个小时的人,在一生中将会比另一个人生产力大得多。我把Bode的话记在心里,这些年我花了更多的时间,试着再努力一些,结果我发现,我能做更多的工作。
我本不愿在我太太面前说,但我得承认,我有时忽视了她。如果你打算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,你必须忽略另一些事情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
爱迪生说:“天才是99%的汗水加1%的灵感。” 这也许有点夸张,意思却是说,扎实的工作,长此以往,会让你出乎意料地走得更远,干成大事非得下功夫不可。
不过要明智的应用你的驱动力,我经常想知道为什么贝尔实验室的许多好朋友都比我更努力地工作,但没有太多的成果。有劲瞎使是个很严重的问题,玩命工作是不够的——好钢要用到刀刃上。
还有另一种特质我想谈谈,这个特质是模糊性。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明白它的重要性。大多数人愿意相信世上万物“是”“非”分明,但大科学家们却很能容忍“模糊性”。他们相信理论并继续前进;同时他们也保持足够的警觉,随时挑出其中的错误和瑕疵,以便超越旧有理论,去创造新的替代理论。
如果你过于相信,你将无暇留神其中的破绽;如果你过分怀疑,你甚至将无从起步,这需要一个良好的平衡。多数大科学家非常清楚他们的理论为什么是正确的,同时也知道哪里还有些小毛病,不敢忘怀。
达尔文在他的自传中写道,他发现有必要写下每一个与他的信仰相矛盾的证据,否则它们将从他的头脑中消失。每当你发现明显的毛病,你最好保持敏感并跟踪那些东西,看看你能否解释或者调整你的理论去适应它们。
大成就大多如此,所谓大成就并不是指那些靠多加一位小数点搞成的东西,而是指那些投入感情的事情。大多数科学家们完全将他们自己融入课题之中,不能完全投入的人鲜有做出杰出的、一流的成果的。
每一个研究了创造力的人都会认为“创造力来自你的潜意识”。不知怎的,突然之间,灵光乍现。但是你非常清楚的是,梦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当天经历的重新加工。如果你深深地沉浸在一件事情中,日复一日,你的潜意识只在处理这件事。然后,你在某个早晨或下午,突然就有了答案。对于那些不能投入到当前事情上的人来说,潜意识会去处理其他事情,而不会产生重大的结果。
所以,做事情的法子就是:如果你找到一件真正重要的事情,你就不要让任何别的事情成为你注意力的中心,你要把思考集中在这个问题上。让你的潜意识处于饥饿状态,使它想你所想,然后你就可以安心地睡觉,静等天明,答案便不取自来。
阿兰·钦诺威斯(演讲当天的主持人)提到我老是和搞物理的那帮人一起吃饭。我在此之前是和搞数学的人一块吃饭的,但我发现我已经了解了不少数学的东西,事实上,我没有学到什么东西。
物理学的饭桌那边,如他所说,的确是有点让人兴奋,但我认为他对我的贡献有点夸大其词了。听Shockley(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)、Brattain(195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)、Bardeen(1965、1972年两度物理学奖获得者)、J.B.Johnson(物理学家,噪声方面专家,发现热燥声)、Ken Mckay还有其他人聊,我兴趣盎然,收获颇丰。但是可惜的是,诺贝尔奖、提升接踵而至,剩下我们这些“沉渣”而已。没人想要这些残渣剩饭,因此,和他们吃饭何益?
在餐厅的另一边是化学桌,我与其中一位伙伴Dave McCall合作过,他当时正追求我们的秘书。我走过去说:“我能加入你们吗?” 他们还能说不吗。所以我就和他们那帮人吃了一阵子饭。
我开始发问了:“你们领域的重要问题是什么?”一个多星期以后,我又问:“你们正在解决哪些重要问题?”又过了一段时间,我有一天走过来说:“如果你们正在做的事情不那么重要,如果你们不认为那将到来重大的结果,那你们还在贝尔实验室搞它干嘛呢?” 我于是从此不再受欢迎,我得再找别的人去吃饭了,那还是在春天。
到了秋天,Dave在饭厅堵住我对我说:“汉明,你的话深深触动了我。整个夏天,我一直在思考,我的领域中什么是重要的问题。我没有改变我的研究方向,但我认为这个思考很值得。”我说,“谢谢你,Dave”,然后离开了。
几个月后,我注意到他被任命为系主任,最近我注意到他成了美国国家工程院的一员。我从未听说过那张桌子上其他人的名字在科学界被提及。他们无法问自己,“什么是我领域中重要的问题?”
如果你不去解决重要的问题,你就不可能做出重要的工作。这是十分明显的。优秀的科学家通过仔细地思考他们领域内的重要问题,保持关注并想方设法攻克它们。
我得提醒你,说“重要问题”得留神。在一定意义上,我在贝尔实验室的时候,那三个在物理方面的突出难题,从未被好好研究过。所说重要,是指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程度。我们未曾搞过(1)时间旅行;(2)遥距传递(teleportation);(3)反引力(antigravity)。
他们不重要,是因为我们没法对付他们。一个问题,不是仅仅因为解决以后能带来什么后果而重要,你必须有办法应对它才行。当我说多数科学家没有做那些重要的工作,我是指这个意思。
我前面说到过“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”。你并不总是知道自己应该待在哪里,但你可以积极地待在可能发生重大事情的地方。即使你相信伟大的科学是依靠运气而来的,你也可以站在山顶上等待闪电,而不必躲在安全的山谷里。
话虽如此,**众多科学工作者毕生仍只例行公事般地从事“安全”的工作,所以他/她“产出”有限。**就这么简单:如果你要干大事,你必须毫不迟疑地去干重大难题,而且你得有个想法。
顺着John Tukey和其他人主张的思路,我最终开始了我称作“重大思考时间”的习惯。当我周五去吃午饭,我只会讨论重大思考。所谓重大思考,我是指那些诸如“计算机怎样改变科学界”的问题。
举个例子,我那时注意到十分之九的实验是在实验室做的,但只有十分之一是在计算机上做的。我有次专门跟一个副总裁谈了我的看法:情况将会反转,比如十分之九的实验应该在计算机上做,剩下十分之一留给实验室。
他们知道我是一个疯狂的数学家,缺乏现实。我知道他们是错的,而我是对的。他们在不需要的时候建起了各种实验室,但我发现计算机正改变着自然科学,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问自己:“计算机对科学的影响及我如何改变它”,我问自己:“它会如何改变贝尔实验室?”
我曾在同一场演讲中说过,我离开之前,贝尔实验室一半以上的人将离不开计算机。现在你们已经看到结局了。我发奋思考:我的领域将走向何方,有哪些机会,什么是重要的事情。让我继续下去,就会有机会做点大事。
多数大科学家牢记很多重大问题,他们有10到20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攻克。每当他们发现一个新想法出现的时候,你就会听到他们说:“唔,这个与该问题有关。” 他们于是抛开其他一切,全攻此问题。
现在我要说一个可怕的故事,我听来的,不担保其真实性。我正在机场与一个来自洛斯阿拉莫斯的朋友谈论,谈论到幸运的是当裂变实验在欧洲发生时,我们在美国开始研究原子弹。他说:“不,我们在伯克利收集了一堆资料。我们没有把它们整理出来,因为我们正在制造更多的设备,但如果我们整理了这些资料,我们就会发现裂变现象。”他们让到手的鸭子飞了,机会稍纵即逝!
**当机会出现时,伟大的科学家会紧追其后并且决不言弃。**他们放下其他一切,紧追一个想法不放手,因为他们已经有了通盘的考虑。他们的思想是时刻准备着的,看见机会就紧跟其后。当然,很多时候事情并不会奏效,但你不需要攻克很多问题就能做出一些伟大的科学成就。就这么简单。一个主要的诀窍就是活得长一点。
另一个性格特点,我一开始并没注意到。我注意到以下这些事实:有人“闭门造车”,有人“开门迎客” 。我观察到,如果你把办公室的门关起来,你今天和明天会完成更多的工作,并且比大多数人更有生产力。但10年以后就未必了,你并不知道哪些重要问题值得解决。那些把门敞开的人的确是受了很多的打扰,但他也不时地获得些线索,了解这世界什么更重要。
现在我不能证明因果关系,你可能会说:“关门造车”意味着“封闭心灵。” 我不知道,但我可以说,那些敞开了门干活的人和最终成就了大事的人之间,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,即使你关上门多使劲地干也无济于事。反而,他们看起来干得有点不对劲,但也不是太糟糕,但足以使他们错过机会。
在早期使用阁楼上的计算机时,我在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,有相当一部分成功了,也有一些失败了。有一天,我解决了一个问题,回家后却感到很沮丧。我看到生活是一个接一个的问题,无穷无尽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,我决定——我应该量产”可变产品“,我得考虑所有“下一步的问题”, 而不仅仅是“眼前的问题”。
通过改变切入问题的角度,我得到了更好的结果。我去着手更重要的问题——我该如何征服计算机,去解决未来未知的问题?我该如何准备?我该如何做这件事,才能处于领先地位?我该如何遵守牛顿的法则?他说,“如果我看得更远,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。”
你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去工作,**你所做的事情可以成为他们工作的基石。**这些人会说:“看呐,我站在他的肩膀之上,我看得更远了。” 科学的本质是积累,通过稍微改变一下问题,你通常可以做出伟大的工作。我决定再也不解决孤立的问题,除非它具有某一类问题的共性。
我能用高明得多的方法攻克整类难题,因为我尚未被那些细节所困扰。抽象常常使事情变得更简单。此外,我总结了方法,来应对将来的问题。
为了结束这部分,我要提醒你,好工匠不怨家伙式——好的工匠会利用手中的工具,尽最大努力得出最好的答案。我还要建议,通过改变问题,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,你的最终成果将不同寻常。
你有两种选择,一种是让人们能在你的工作基础上有所建树;另一种是让下一个人不得不重复你所做的工作。这不仅仅是工作的问题,而是你写报告、写论文以及整个态度的问题。做一个广泛、通用的工作和做个例的工作一样容易,而且它更加令人满意和有价值。
我现在得来聊聊一个非常讨厌的话题——**你做完一件事情还不够,你还得把它“贩卖”出去。**对于一个科学家而言,推销是一件棘手的事。这非常讨厌, 你本不该做这事,这世界就该等着,当你做成某件大事时,他们就赶快出来主动迎接。
但事与愿违,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,你必须好好主动介绍,使得他们把手头的活放在一边,过来瞧瞧你的东西,并理解它,然后回过头来说:“是,那玩意不错。”
我建议当你打开一本期刊,翻阅其中的文章时,你问问自己,“我为什么看这篇文章,而不看另外那篇”。你最好在写报告的时候也想想,当它发表在《物理评论》或其它什么刊物上的时候,别让读者们把你的文章翻过去,而是停下来读一读。如果他们不停下来读它,你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为了更好的推销,你需要做三件事:**你得学会写清楚,以便人们愿意看;你必须学会发表相当正式的发言;你还必须学会做非正式的谈话。**我们有不少所谓的“后排科学家”。在会议上,他们会保持沉默。三周后,决定也做完了,然后他们提交了一份报告,解释为什么应该这样做。哎,太晚了,他们不愿在热烈的会议中站起来,说:“出于这些原因,我们应该这样做。”你需要掌握这种沟通形式。并准备好演讲。
当我刚开始做演讲的时候,我几乎有一种生理上的不适,我非常非常紧张。我意识到我得学会流畅地演讲,不然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就得缺一条腿。
有一次在纽约IBM要我做一个演讲,**我决定要做一个真正好的演讲,一个真正符合听众需要的演讲,不是一个纯专业性的,而是更广泛的演讲。如果听众喜欢,我可以在演讲结束时轻轻地说 “只要你们想听,我任何时候愿意效劳”。**结果,我通过给有限的听众做演讲获得了大量的锻炼,最终我克服了恐惧。而且我也能学到什么方法有效,什么方法没效。
通过参加会议,我搞清楚了**为什么有的论文能够被记住而有的却不能。**专业人员想要做一次高度限定的技术演讲,但大多数时候,观众希望听到更广泛的概述和背景,而讲者不愿意提供。其结果是,很多发言毫无效果可言。
发言者说了个题目,然后一猛子扎进了他解决的细节中去,听众席上很少有人能够跟上。你应当勾勒一个大致的图画去说明**为什么重要,然后慢慢地给出纲要,说明做了什么。**那样更多的人就会说:“对,马莉做了那个,我知道了怎么回事。”
我们的倾向是做一个高度限定的、安全的发言。但那往往是没有成效的,太多发言充斥了太多的信息,因此学会“推销”你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。
让我总结一下,你必须解决重要的问题。我否认这全部是运气,但我承认有一定的运气成分。我赞成巴斯德“运气光顾有准备之士”的说法。我极力认可我过去所为,比如多年以来坚持的星期五下午“重大思考时间”,我投入了10%的时间试图去搞懂本领域更重要的问题。
早些时候,我发现我相信“这个”,但一整周的时间都在朝着“那个”方向忙乎。这的确有点滑稽,**如果我真的相信做“这件事”有戏,为什么我向“另一个方向”前进?我要么改变我的目标,要么就调整我做的事。**所以我改变了我做的事,朝着我认为重要的方向前进。这就是这么简单。
星期一早上,舍尔库诺夫给他打电话,问他:“你周末来上班了吗?”我可以听到,就好像这个家伙在他的脑海中回想会发生什么一样;但他知道他必须在签到时签到,最好不要说他做了什么,所以他说他没有。此后,舍尔库诺夫说:“你定你的期限;你可以改变它们。”
现在你可能要说,**你还没有足够的资历去完全支配你的工作内容。**当然,刚开始的时候,你可能没有选择权。但一旦你获得了适当的成功,你就有了一些选择的权力了。
我来给你讲一个故事,与向上管理有关。我有一个老板,叫Schelkunff,他也是我的好朋友。有一个军方人员来找我,要求我在周五之前回答一些问题。而我已经决定把我的计算机资源用在给一组科学家精炼数据,我正沉浸于小而重要的问题,但这个军方人员却让我在周五下午前解决他的问题。
我说: “不行,我周一再给你结果。” 他就跑到我的老板Schelkunoff那里,Schelkunoff说:“你必须给他干这活,他必须周五要结果。” 我问他:“为什么我也得如此呢?” 他说:“你必须这样做。” 我说:“行,但你周五下午得坐在办公室里,等着看着这个家伙走出那扇门。”
我在星期五下午给了军方人员结果,然后走到Schelkunoff的办公室坐下。当那人出门的时候,我说:“你看, Schelkunoff,这伙计手里什么也没拿,我可是把结果给他了啊。” 星期一一早Schelkunoff把他叫来,对他说:“你周末过来干活了吗?” 我能听到好像磨磨唧唧的,那伙计试图搞清楚到底怎么发生了什么,他知道他如果周末来上班是需要签到的,所以他说他没来。
从那以后,Schelkunoff说:“你尽管设定你自己的期限,让他们候着。”
这次教训就足以**让我的老板明白,为什么我不愿把探索性的研究放在一边儿,去搞什么华而不实的事。**也让他明白我不做抢修工作也是有道理的,因为这些工作会占用所有的计算机资源。早年我的计算资源很有限,但我需要更多的资源。
每次我都得告诉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们,“不行,我做不了,我没有计算资源”, 他们都会抱怨。于是我跟他们说:“去告诉你们的副总裁:Hamming需要更多的计算资源。” 过了一段时间,我就看到了效果,好多人跟我的副总裁说:“你手下的那个人需要更多的计算资源。” 我最终得到了资源。
我还干了一件事,当我借出我们所拥有的少量编程能力来帮助计算机早期发展时,我说:“我们的程序员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,当你发表一篇论文时,你应该感谢对应的程序员,否则你就别再从我这指望更多的帮助了。程序员应该被个别地致谢,因为他们付出了努力。”
过了几年,我翻了翻某一年全年的BSTJ文章,数数有哪些文章专门感谢了程序员。我把这拿到老板那里,对他说:“这就是计算机在贝尔实验室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,如果BSTJ是重要的,那么,计算机有多么重要就一目了然了。” 他只好让步。
你也能教育你的老板,这并不容易。在这次演讲中,我只是从下往上看;我没有从上往下看。不管老板们怎么想。你得把想法“推销”给他们。
好了,我现在谈下一个话题:“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是否值得?” 要回答这个问题,你必须问问周围的牛人。如果你能让他们放下谦逊,他们往往会说:“是的,做真正一流的事情,并且掌握它,就如同品尝到美酒、拥有爱人和听到音乐的快感一样(wine, women and song是J施特劳斯一首著名的圆舞曲)。”
如果你再看看老板们,他们往往会提出项目要求,试图去体验新发现的时刻。 所以很显然, 做过的人还想再做。但是这种体验是有限的,我从不敢去问那些没干过大事的人对此有何感受。
这是一个小样本事件,但我还是觉得值得一试。我认为努力做出一流的工作绝对是值得的,因为事实是,价值在于奋斗的过程中而非结果上,为自己的事情奋斗本身就值得,成功和名誉只是副产品而已。
我已经告诉你如何做到这一点,那既然如此容易,为什么那么多聪明人还是失败了呢?比如,在我看来,如今贝尔实验室数学部门有不少人比我有才华和能力,但他们却没能做出和我一样的成绩。当然确实有人比我做的要多,香农就比我多,还有其他很多科学家。但我的确比很多资质高的同事要多产,为什么这样?他们怎么啦?为什么这么多有才华的人都失败了?
其中一个原因是动力和投入。那些虽然能力不足但对工作有执着追求的人,比那些虽然拥有卓越技能但只是抱着玩一下的态度的人,能完成更多工作。他们缺乏一流工作所需的必要投入。他们能做出很多好工作,但未必是一流的工作。优秀的人,非常有才华的人,几乎总能做出好工作,但我们今天谈论的是那些能获得类似诺贝尔奖认可的杰出工作。
第二个原因我觉得是个性的缺陷。我要举一个我在Irvine(美国加州大学 Irvine分校)熟识的一位同事的例子。他是计算机中心的头并且那会儿是校长的特别助理,显然他有一个光明的前途。有一次他带我到他的办公室,向我介绍他处理信件的方法,以及如何处理回信。
他把信件一垛一垛分放好,并且知道哪是哪,而且他会自己用打字机一一回信。他向我吹嘘有多么多么了不起,他是如何不用秘书的帮忙就把这些事都干了。我于是背着他问他的秘书。那秘书说: “我当然没法帮他,他根本不让我拿到他的信件,他不让我进入他的系统,我也不知道东西放在哪,我当然没法帮他。”
然后我回去对他说:“你看,如果你用现在的方法,单枪匹马地干,你就只能原地踏步,不会有长进了。如果你能学会利用整个系统来工作,你就能走得更远,能走多远就多远。” 结果是他再没有什么长进了。他的个性使得他总想控制一切,而不是意识到他需要系统的支持。
你会发现这种情况屡见不鲜,普通科学家会与系统为敌,而不是学会和系统相处,并利用系统所提供的支持。系统的支持其实很多,如果你能学会如何用的话,你就能学会很好地使用系统。毕竟,如果你想要一个“不行”的决定,你只需要去找你的老板,很容易他会告诉你不行。但如果你想做某件事情,不要问,去做,向他展示一个好的结果,不要给他机会告诉你“不行”。
另一个个性缺陷是自负地坚持己见。我要说说我自己的事,我刚从Los Alamos来纽约。我仍按西部的打扮,大斜杠口袋,保罗衫。我隐隐约约地注意到我好像没有得到和别人一样的服务,所以我开始琢磨。我对自己说:“咋回事?并没有IBM哪个副总裁说过‘得跟Hamming过不去’,只是那些底下的秘书们这样做。可是,这是为什么?我可没得罪他们。”
答案只有一个:我没有按照他们觉得应该的方式穿衣打扮。原来如此——我没穿合适!我得做个决定——我是坚持自己的个性,想穿什么就穿什 么,从此耗干我职业生涯的努力;还是顺应环境?我最后决定是顺应环境。于是我开始做出调整,马上就得到了更好的服务。而现在,作为一个花里胡哨的老角色(old colorful character),我得到比其他人还好的服务。
你应当根据你演讲听众的期望来穿衣打扮。如果我要在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中心做个演讲,我就穿个旧款灯芯绒外套或别的什么。我十分清楚别让我的衣着、外表和举止影响我在意的事。不在少数的科学家觉得他们必须坚持自我,按他们的方式做事,他们不得不为此付出相当的代价。
John Tukey几乎总是穿着随意,他走进一个重要的办公室,人们往往要花一些时间才能证实这是一个一流的人。有相当一阵子John不得不对付这类麻烦,真是浪费功夫!我不是说你应该顺从,我说“表面上遵从会让你走得更远。”。如果你依然选择坚持自我,你会在你整个职业生涯中付出一定代价。这样,在你整个人生中,累积起来就会形成巨大的不必要的麻烦。
通过“受累”跟秘书们讲讲笑话和友好些,我从秘书那里获得了极大的帮助。例如,一次因为一些愚蠢的原因,所有在Murray Hill复制的服务都关停了。而我有一些事必须要他们完成,我的秘书给Holmdel的人打电话,开了一个钟头的车把东西复印了回来。那可真是我长期努力鼓励她,给她讲笑话,对她友善的很好的回报。
通过认识你必须使用系统并研究如何让系统为你工作,你学会如何让系统为你的想法做调整。或者你可以直愣愣地与之为敌,如同一个未经宣战的小战争,跟他较一辈子劲。
我觉得John Tukey付出了很多不必要的代价,他是个天才,但我觉得如果他愿意顺从规则一点,而不是自负的坚持,他本可以做的更好。他就是想任何时候想怎么穿就怎么穿,这不仅适用于着装,也适用于其他千万件事情。人们会继续与系统为敌,你可以有时不这么干。
当他们把图书馆从Murray Hill搬到远的那头时,我的一个好朋友申请要一辆自行车。组织并不笨,过了一阵子,他们送来一张地图,并且说:“你可以在图上指名要走哪条路,以便我们可以给你买个保险。” 过了几个星期,他们又问:“你要把自行车放到哪,以及你准备怎么锁它,以便我们如此这般。” 他终于明白了,他终究会被官样文章逼死,于是他举手投降。后来他升至贝尔实验室总裁。
Barney Oliver(天文学家)是个好人。有一次他给IEEE(美国电气及电子工程师学会)写信,那会儿贝尔实验室的正式职位挺多,IEEE的“道”也挺深。既然你无法改变正式机构的规模,他就给IEEE出版方面的人说:“既然有这么多IEEE会员都在贝尔实验室,并且官方机构如此之大,所以杂志的规模也得改变。” 他去争取他老板的签字,带回来的还是他自己签字的那份复印件。
我不是说你不该持改革的姿态,我是说我所了解的能人总是避免让自己惹上冲突和麻烦,他们游戏其中,然后丢开,投入到重要的工作中。
许多二流的伙计常被系统逮着戏弄一番,然后被带入纷争。他把他的精力花费在愚蠢的“项目”上。也许你会说,总有人得去改变系统。我同意,的确得有人去干。但你愿意去干哪样呢?是去改变系统,还是去做一流的事?你想成为哪种人?
必须十分清楚,当你与系统抗争的时候,你在干什么?得费你多少功夫与之斗争?我的忠告是让别的什么人去干,你还是去成为一流的科学家算了。你们中几乎没有人有能力既能改良系统又能成为一流的科学家。
另一个毛病是发怒。一个科学家经常变得狂躁,这是不对的。愉悦,好;生气,不好。发怒完全不对路子。你应该保持合作的态度,而不是老跟系统过不去。
另一方面,你应该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,而不是消极的一面。我已经给了你好些例子,还有更多。在某种情况下,通过改变对事情的看法,可以将一个明显的缺点转化成优点。
我给你讲另一个例子,我是个自负的人,我知道多数休假写书的人都没有按时完成。所以,我离开之前我会告诉所有朋友,当我休假回来的时候我的书就会完工。如果我没能写完它,我得为之感到羞愧!我利用我的自负实现了我的目标。
**我夸下海口于是我不得不去实现,我发现,就像耗子急了也咬人,我不可思议地表现出非凡的能力。**我发现如果我说,“好啊,我会在星期二把答案给你。” 即使还不知道怎样去做,但在星期天的晚上,我就开始想如何才能在星期二交差。
我常常把我的自尊悬于一线,当然有时会不成功。但是如我所说,如同逼急了的老鼠,我常出人意料地干出很多出色的活。我觉得你需要学会利用自己,我认为你需要知道如何将一个局面从一个角度转换到另一个角度,从而增加成功的机会。
如今人类的自欺行为非常普遍,人们有无数种方法欺骗自己。当你问:“为什么你没有做成这件事?”时,这个人有一千个托辞。如果你看看科学史,通常是有10个人都做了差不多的事情,但我们只注意到那个首先做出来的人,那剩下的9个人会说:“哎,我想到了,但是我就是没这么做。”
有太多的借口。为什么你不是第一个?为什么你没能做好?别去辩解,别试图愚弄自己。你想跟给别人说什么借口就说什么吧,我不在乎,但要对自己诚实。
如果你确实想成为一名一流的科学家,你得了解你自己,你的弱点,你的强项,以及你的坏毛病。你如何将缺点转化为资产? 怎样才能将弹尽粮绝的境遇转化成对你有利的情形?如我所说,成功的科学家改变视角,缺点变成了资产。
简而言之,我认为那些本已胜券在握的科学家最后未能成功的原因是:他们没有解决重要的问题,他们不够全情投入,他们不去试着把困难的事情转化成一些容易解决,但却仍然重要的事情,他们不断地找借口,他们老是归结为运气使然。
我已经告诉过你如何轻松地解决这些问题,我还告诉过你如何改变自己。所以,动手吧,去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吧!
(演讲正式部分结束)
问题:你如何看待压力?
**Hamming:**我在贝尔实验室这些年来一直有早期的溃疡病症(有研究声称溃疡病与压力有关),我到海军研究生院后病症就消失了,也放松了不少,现在我的健康状况好多了。
但是,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大科学家,你就得忍受压力。你可以选择成为一个不错的人,过不错的一生,你也可以选择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。但正如Leo Durocher(美国30年代著名棒球运动员)说的那样:“不错的人”永远是最后一名。
问题:你如何看待“头脑风暴会”?
Hamming:曾经很流行,但似乎没有什么好处。对于我自己来说,我内心有和别人探讨的欲望,但是头脑风暴会几乎没有太多价值。我们需要其他人探讨这件事,但是你必须挑选有能力的人谈。
有的人只是好人,不管你说什么,他们只会说:“是,是,是。” 除了吸收思想外,他们没有贡献,新思想只会消失,而没有回响。
而另外一些人在听你讲完后,会说“你想过这样或那样吗?”,去找那些能马上启发你的人。
问题:在阅读、写作和实际进行研究的时间分配方面,你是如何取舍的?
Hamming:早期,我认为要花和原始研究一样多的时间用来修改和表达。现在我认为要花50%的时间用来表达,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。
问题:应该花多少精力在图书馆里面?
Hamming:那要取决于什么领域。举个例子:在贝尔实验室有个同事,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家伙,他老在图书馆里呆着,读所有东西。如果你想要参考资料,你可以去找他,他会给你各种参考资料。
但我同时也有一个结论:长此以往他不会有任何以他命名的成果。他现在已退休,成为了一个副教授。他做的事很有价值,我对此没有疑问。他写了一些不错的文章登在《物理评论》上,但他没有以他命名的成果。
因为他读得太多,如果你成天研究别人怎么做的,你就会按别人的老路子思考。如果你想要有不同的新思维,你就得走那些创新的人的路子——先把问题搞清楚,然后拒绝查看任何答案,直到你仔细地想清楚如何解决问题,你如何稍微改变问题,以使问题变得正确。
**你阅读,更多的是为了找出问题,而不是为了寻找解决方案。**阅读是必要的,它帮你了解正在发生什么和可能发生什么,但靠阅读去寻找答案不是做出伟大研究的方法。所以我会给你两个答案。你需要阅读,但不是靠读的量,而是靠读的方式起作用。
问题:你能谈谈演讲、写论文和写书之间各自的效果吗?
**Hamming:**短期来看,论文是非常重要的,如果你明天就要去启发某人。但如果你想要一个长期的认可,写书的作用更大。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需要定位,在这个几乎无限知识的时代,我们需要定位来找到自己的路。
让我告诉你什么是无限知识,从牛顿时代到现在,我们差不多每17年就增加一倍的知识量,我们主要通过专业化来应对这一点。以这个速度推进的话,未来340年将会有20次翻倍,即一百万,每一个领域现在都将有一百万种专业领域。
这是不可能的,以这种速度增长的话,只是会把自己憋死,除非我们使用别的工具。我确信那些帮助我们融会贯通的、协作的、抛开重复的方法,那些代表重要思想的书将会是未来几代人所珍视的东西。
公开演讲也是必要的,私下谈话也是必要的,写论文也是必要的。但我倾向于认为,长期看,那些只写至关重要内容的书比起什么都谈的书要重要,因为你并不需要知道所有的事。俗话说得好,我们不需要那么了解全貌,你只需要知道本质。
问题:你提到诺贝尔奖对专业工作上的糟糕影响。是不是出名都回带来相应的问题呢? 我们该怎么做呢?
**Hamming:**你能做以下的事情:大约每7年做一个重大的专业领域调整。所以,我从数值分析转到硬件,再到软件等等。因为你的想法可能耗尽了,但当你到了一个新的领域,你就像一个婴儿一样重新开始。你不再是大人物, 你可以从头再来,你可以播洒那些种子以期长成参天大树。
香农,我相信他毁了他自己。事实上,当他离开贝尔实验室的时候我就说:“香农的科学生涯结束了。” 我受到不少朋友的“炮击”,他们认为香农和以往一样聪明。我说:“是的,他仍聪明,但他的科学生涯就此结束。” 我确信事实如此。
你必须改变,过一段时间后你会感到疲倦,你用光了你在一个领域的创造力。当然我不是说要你从音乐换到理论物理再换到文学,我是说,在你的领域里你需要更换不会令你厌烦的区域。你不可避免地被迫每七年变动一次,如果可以的话,你得每七年改变一次研究的区域。
老的领域会发生什么呢?会有一些成熟的方法在那起作用,大家一直用着。他们在当初正确的方向上继续前行。但世界变化着,现在有新的方向,但老伙计们还在老路子上迈着步子。
你需要走进一个新的领域以求新的视角,这很需要勇气,你会放弃你的巨大声誉。 比如,当纠错码理论被很好地推出时,我说:“Hamming,您将停止阅读该领域的论文;您将完全忽略它;您将尝试做一些其他事情,别吃老本。” 我有意拒绝继续在此领域,我甚至不去读有关的文章以强迫自己去做别的一些事情。我操控着我自己,这就是我在整个谈话里反复宣讲的内容。了解我的缺点,我操控着自己。我有很多缺点,所以我有很多的问题,但也有很多可操控的可能性。
问题:你能比较一下研究和管理吗?
Hamming:**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伟大的研究者,你就不要成为一个公司的总裁。**如果你就是想成为公司的总裁,那是另一件事。我不反对成为公司总裁的想法,只是我不想。
但是你得清楚你要什么。进一步说,当你还年轻,你也许希望成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。如果你活得较长,你也许会改变你的想法。比如,一天,我到我的老板Bode那里,对他说:“为什么你要当这个部门的头呢?为什么你不去当一名大科学家呢?” 他说:“Hamming, 我有远见,知道贝尔实验室的数学部分要怎样,如果要让这个“远见”得到共识,我就得当上部门的头。”
如果你的愿景是你单枪匹马能够做到的事情时,那你应该努力获取它。如果有一天你的愿景大大超过了你轻松应付的能力时,你就应该去做管理工作。 而且,“愿景”越大,您就越需要进入管理领域。
我选择回避管理工作是因为我更希望做我容易应付的事。 但这是我的选择,只对我起作用。每个人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,保持开放的心态。但是一旦你选择了一条道路,明确你做了什么选择,别试着两样都占。
问题:一个人对自己的期望重要呢,还是置身于你所在的那个期望你做出大事的群体重要?
Hamming:在贝尔实验室,每一个人期望我干出大事——这可是帮了我大忙。让你的周围聚集一流的人非常重要。我寻找最好的人群。当物理饭桌失去了最好的人时,我就离开。在化学饭桌同样情况发生时,我也离开。**我总是跟着那些有能力的人,因此我能从他们那里学习,他们也期望我做出成绩来。**通过有意操控自己,我觉得我做出了比放任自流好得多的事情。
问题:你在一开头弱化运气的成分,但你好像模糊了那些致使你到Los Alamos,使你到芝加哥、使你到贝尔实验室的特定事件。
**Hamming:**是有一些运气。另一方面我不知道其他可替代的路。除非你能说其他的路肯定不会比我现在更成功,我也无从得知。你做某件特定的事是因为运气吗?举个例子,当我在Los Alamos遇到Feynman时, 我就知道他能获得诺贝尔奖。
我不知道为什么,但我就是知道他会从事伟大的工作。不论未来走哪个方向,这个人都会干大事。而且,显而易见,他做到了。
事事都有个运气的成分。运气宠爱有准备的人。当然,这不是什么担保,我不担保任何特定情况下的成功。运气的确改变概率,但是对一个个体来说,在他身上总有一部分是绝对可由自身掌控的。
往前走,去做大事!